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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言簿孩子找回来了，可他还快乐吗？
本报今日上午福建莆田急电 记者刘虹报道：今天上午，两拉寻找丢失儿子的贵州父亲在福建莆田分道扬镳：分别两年得以重聚的杨长祥、杨仁顺父子乘上返乡的客车，而王万军则在异乡继续前路未卜的寻子之旅。
然而采访涉及的两户人家的两个寻亲的故事都没有结局。杨长祥携子归家，孩子是否能重新融入大山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倒是王万军在别家团圆里，更坚定了寻子的信心。上午送走杨家父子，老王马上赶去当地的福利院。也许，福利院里会有一张脸与背包里一叠失踪儿童的照片中的某张相似；也许，还会有那张魂牵梦萦的脸……
相认 父子见面相对无语
王万军、杨长祥15日晚坐贵阳开往上海的112次列车启程，来送行的都是王万军的“战友”：陈辅余、周文海、肖应舟……这是一群有着失子之痛的父亲。送走王、杨二人，他们第二天将赶往黔西。听说那儿破了一桩贩毒案，犯罪嫌疑人也涉嫌拐卖儿童，他们要去看看有没有些新线索。这就是这群父亲几年来的生活。
火车自西向东疾驰，一路上王万军已经不顾旁人眼光，开始练习用不太地道的普通话言谈。杨长祥则木讷而沉默。他上次出远门还是20年前，从安顺到贵阳打工，坐过半个小时的火车。头一回长途旅行使这位山里人异常不习惯，一路上几乎上汽车必呕。虽然不晕火车，但仍睡不着，吃不下。
抵达莆田汽车站时，杨长祥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合眼了，饭也没几口落肚。也许感觉离儿子近了，这位矮小的山里人竟毫无倦态，一下车便提起行李，步伐轻快地冲在前面。会合地点定在莆田市公安局刑警二大队。杨长祥坐在靠门边的沙发，当方秀梅老师领着8岁的杨仁顺走进刑警二大队办公室，室内的空气一下子从门口凝固了。
父亲呆呆地盯着眼前的男孩，男孩呆呆地站在沙发边，谁也说不出一句话。没有眼泪，没有拥抱，父子间生分地对视着。一名公安干警提示：“这是谁呀？”老杨才想起话由：“我是哪个？还记得不？”孩子点点头。方老师轻声鼓励：“叫爸爸呀！”孩子才嗫嚅着叫了声爸爸。
还是记者想出办法打破了僵局。“来，看看这是谁？”记者取出手提电脑，打开几日前在织金县杨长祥家拍的照片。孩子终于活跃起来：“这是二姐、三姐、这是奶奶，这是……妈妈……”原来公安机关要认领子女须做亲子鉴定，见小孩对家里的人和事记得这么清楚，于是免了这程序。
杨长祥一时摇头叹息“这个娃儿憨了，不得（比不上）以前狡猾”，一时又兴奋地把孩子拉到身边比划：“长高了，长胖了，不见的时候才齐我胳肢窝（腋下），现在齐我肩膀高了。”一口普通话的儿子已经不会说贵州话了，父子沟通并不太顺畅，老杨问急了，孩子就叽哩哇啦地用莆仙话（莆田当地方言）回答。
追溯 领养稚儿视同已出
平时说个不停的王万军此时却在一旁黯然神伤，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帮人找到孩子了，他多希望这一幕有一天能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据莆田市刑警二大队的刑警介绍，杨仁顺被拐半年后，在1999年11月13日被公安机关解救。当时莆田县人刘中细、陈水金夫妇正欲将杨仁顺以11000元出卖，被化装成买主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。
据刘陈交代，孩子是他们从一名叫刘光顺的四川人手中转买的。经查，刘光顺所留的身份证、住址都是假的。杨仁顺被解救后，由仙游县福利院抚养。而刘中细、陈水金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
杨仁顺的“莆田妈妈”方秀梅是莆田农业职业中专学校的的老师，爱人陈国平在莆田市交警支队工作。两年前，方秀梅老师的弟弟遭遇车祸，不幸身亡，方家两老为此痛不欲生。方秀梅想到替父母领养一名男孩，藉此减轻老人的悲哀。于是，杨仁顺在1999年11月从福利院来到陈家，并有了新名字“方武起”。
两年间，陈家对小武起视同已出。武起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在莆田凤凰逸夫小学从幼儿园大班读到小学。学校也对持民政局托管证而来的小武起特别照顾，免收了书本费之外的费用。小武起有些调皮，但很聪明、语文、数学都考九十多分，体育特棒，拿过年级的跳绳、跑步第一。
忧虑 孩子脸上写满疑问
昨天下午，“福建妈妈”和“贵州爸爸”一起送小武起去逸夫小学上了最后三堂课。下课后，班主任陈老师通知了全班同学：方武起要走了。教室里静了一会儿，一个孩子拿出一支铅笔递给方武起，其他孩子们跟着涌上，铅笔、本子、橡皮……一件件小礼物塞给武起。
陈老师拿来一摞练习本送给武起，又塞给杨长祥100元钱，眼泪跟着就落下。
晚上，陈家方家的亲戚们都赶来了，家里热闹和像开告别晚会。头一回见老杨那么高兴，居然唱起歌来：“身要坐正，纸要放正，拿起笔来不松不紧……”这可能是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老杨对学校不多的记忆。亲戚们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将送给小顺顺的钱用红绳子串起，挂在顺顺的脖子上。
所有的人心里都还有一块大石头：孩子的新生活远不止从“方武起”到“杨仁顺”换个名字那么简单。从经济发达的福建沿海到贫穷落后的贵州山区，从陈家复式大房到杨家10平方米的小屋，从陈家的衣食无忧到杨家的生计艰难……杨长祥反复问儿子：“如果愿意，你就在方老师家过好不好？”方老师则表示：“孩子还是跟着亲生父母比较好，如果以后上学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顺顺脸上常有一种8岁孩子不应有的复杂表情，在与父亲相见时，在被同学们欢笑簇拥时，在上最后一堂课时，都显得心事重重。对“你想回贵州还是留在莆田”这类问题，他一概不答。生活的变故已经超出了8岁孩子所能承载的范畴。今后回到家乡，孩子会快乐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