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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言簿一家找回幸福，千百家还在悲哭
杨长祥和小顺顺踏上归途，而王万军等人再上寻子之路……
王万军、陈辅余、周文海经常跑到贵阳火车站，熟练地展开手中的寻人启事，向来往的人群打听：“有没有见过我家的娃儿？”
自从孩子丢失后，三名父亲日日坚持大海捞针似的寻亲，哪里破大案，哪里福利院有拐卖的儿童，哪里有人买了小孩……他们就赶往哪里。在贵阳，这样的家长数以百计。而在整个贵州省，丢失儿童的数量难以统计。
倾家荡产千里寻子
杨长祥找到了儿子，一帮为此事忙碌的家长心情很复杂，既替人高兴又为自己心酸。下落不明的儿子是他们心底永远的痛。
36岁的肖应舟来自金沙，在贵阳新贵路上摆了个葵花籽摊，边炒边卖。1998年7月10日，肖应舟正炒着瓜子，两个儿子在一旁玩着玩着打了起来。肖冲3岁半的大儿子嚷：“小涛涛，你是大的，让一下弟弟嘛。”小涛涛听话地放开弟弟，一个人跑到外面玩，结果一去不复还。肖应舟发疯一般四处找，只要一睡下，脑子里总恍惚地听见儿子“爸爸、爸爸”的叫声，人就往街上冲。如今他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带着已经4岁的小儿子，甚至不惜剥夺儿子与其他孩子玩耍的自由。
32岁的陈辅余从清镇来到贵阳，靠着勤奋和努力，从摆夜市摊点做到有自己的小饭店。陈家原先育有一子，先天残疾，没有外耳廓，通过申请，好不容易才有了小夏昌。小夏昌一生下来就有8斤多，陈太身高仅1.5米，生产异常艰难。1999年4月，陈太做了绝育手术，10月小夏昌就在自家摊点前失踪。儿子丢失后，一周滴米未进的陈辅余因胃出血被送入医院，落下病根。而陈太至今不能听到人提起小夏昌，否则情绪仍会失控。现在陈辅余时时随身带着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上的那张照片是小夏昌失踪一个月拍的，反反复复冲晒，底片都没用了。陈辅余于是请人将图片拷了张盘，以8元一张的价格彩色打印……
据统计，仅1998年到1999年两年间，贵阳市就有200多台儿童被拐卖。为了找回孩子，有人家倾家荡产，有人家家破人亡。王万军、陈辅余、周文海、彭林……失子家长们自发地组与一个“寻亲团”，贵阳开出的几趟主要列车的列车员，都认识了这几位常出现在车上的寻子父亲。
破碎家庭只有眼泪
杨长祥所在的织金县归属毕节地区管辖。初到织金，两样东西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：一是满街乱跑的小孩，一是随处可见的寻人启事。这里是拐卖儿童的重灾区，也是超生重灾区，一家三四个小孩是常事。
新华南街是织金老城的热闹地，第周这里赶一次集。这条街附近，丢失小孩的人家就有十来户。开理发店和洗烫店的田德元家是这条街最早丢小孩的一户。尽管已经过去13年，48岁的田德元和37岁的尚荣萍说起儿子田刚强丢失的事，仍然熟稔得仿佛昨天才发生：“1988年4月20日晚上8时40分左右，我们在屋里看电视，儿子在门口玩，转眼就不见了……”小刚强丢失时3岁还差两个月，如今两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都读中学了，田德元一提这事还有些哽咽。田家家境地原本不错，但为了找儿子，不但花光的所有积蓄，还欠了不少债务，至今仍有4000多元没能还清。
新华南街紫竹路4号的刘国强一家更为凄凉。8年前，2岁零7个月的刘凯凯在自家门前失踪，23岁的父亲刘国强为此精神崩溃，跑上街见人就打：“是你偷我家娃儿。”家里人无奈只得动用铁链，一条精壮汉子便在铁链绑缚之下，在床上“度日如年”。刘国强疯了不久，媳妇也离开了，至今家里人闹不清是被拐卖了还是自己跑了。如今，66岁的刘母陈启英成了这个家的支柱，在集市上摆摊卖铁货，养活了96岁的婆婆、摔断腿的丈夫、疯在床上的儿子、上小学的孙女……
谁在制造人贩“市场”
无论在贵州山区还是福建、广东沿海，传宗接代、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为拐卖儿童制造着“货源”和“市场”。在前往福州的火车上，一名福建男子对此不以为荣：“不但要生男孩，还要多生几个，又不是养不起。”据了解，人贩交易中男孩与女孩的价格悬殊，男孩要数千至数万元不等，而女孩则常常被以几百、几十元的低价“处理”掉。
在城市里被拐卖的儿童绝大多数是流动人员子女。与其他大中城市比，贵州省会贵阳算不得什么。但在贵州山区里的农民来说，贵阳却他们改变命运的“圣地”。每年都有大批外地流动人员涌入贵阳打工，他们一方面忙于生计疏于看管，另一方面孩子又无法像本地居民子女一样进入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只能在路边街头玩，给人贩子可乘之机。
另外，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了解到，近三年该局“打拐”共解救了近30名被拐卖儿童，但除了杨仁顺一人找到亲生父母之外，其他的至今仍由福利院代为抚养。在贵州方面，一年前破获的“打拐第一案”解救出来的40多名孩子，至今仍有部分未找到亲生父母。据了解，公安部已要求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和“打拐”解救的儿童都要抽血留DNA样本，以便作亲子鉴定。有家长指出，不应只在有确定对象时才进行DNA鉴定，是否能扩大鉴定范围，及时发现有可能是父母的子女的线索。（完）